他是一位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青年，原名SidneyRittenberg。他只想在中国待一段时间，接到复员命令就回家。没想到，为了一个中国女孩，他在中国生活了35年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已年近花甲。他是第二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，两次入狱，前后坐了16年牢。他的中国名字，叫李敦白。

一、为了李木仙

“我本无意待在中国。我甚至无意来到中国。”李敦白回忆初到昆明时的心情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他应征加入美国陆军。由于具有语言天赋，部队安排他学日语。他不想去日本，害怕会常驻海外。他强烈要求学习中文，这样“战争一结束就能马上回国”。

1945年9月，24岁的李敦白从印度飞来昆明。这时他还叫里滕伯格（Rittenberg的音译）。一个昆明书店老板帮他取了“李敦白”这个中国名字。这是在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上一个“敦”字，表示厚道正直，并与他本名谐音，他很喜欢。他的职务，是美军军法处赔偿部中文专员，负责美国大兵闯祸后给他们“擦屁股”。他办理第一个案子，就让他动了留在中国的心思。为了此案的主角，一个中国女孩。

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。相反，这是一段沉痛的历史！

女孩名叫李木仙。李木仙死的时候，年仅12岁。李敦白从未见过这个女孩，他只是负责处理一起车祸赔偿的。案情很简单：一个美国空军军士，彻夜狂欢后宿醉未醒，驾驶一辆美国军用卡车回营地；途经昆明城中一条小巷时，军士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踢毽子；他想找找乐子，试一试能够离这个女孩多近时刹住车；结果，踢着毽子的李木仙，无辜地被这个美国大兵撞死了。

李木仙的父亲是个拉黄包车的车夫，每天拉12个小时，赚的钱只够家人吃个半饱。李木仙的妈妈亲眼看着女儿被车撞死，事故发生后，她再没说过话，几个月后，她也死了。家破人亡的李车夫，拿到了女儿的死亡赔偿金——26美元。

李敦白认为这个数字是搞错了，不久前一位商人的马被军车撞死，赔了150美元。理赔官告诉他：没错，赔偿是按死者对家庭的贡献多少、和丧葬费的多少确定的，李木仙是个不能赚钱养家的小女孩，而且孩子的棺材价钱通常只要大人的一半。

拿到26美元赔偿金的李车夫当天下午来军营找李敦白。他不是来扯皮的。相反，他把一个破纸糊成的信封递给李敦白，里面有6美元。这是“规矩”——他“很认命地把赔偿金分给每一个促成赔偿的官员”，包括保长、甲长。也包括李敦白。

悲剧让李敦白义愤填膺，他想留下来，帮助众多像李木仙一样生活悲惨的人……

二、更多的李木仙

中国民众的苦难激起了李敦白的同情心。他经常在昆明街头购买报纸，包括藏在报童口袋最底层的《新华日报》。虽然这张共产党的报纸纸张单薄得像草纸，油墨也很暗淡，李敦白仍然看得津津有味。他的倾向引起了中共昆明地下党的注意。一次，一个报童在他耳边悄悄说：“你想不想见一见办这张报纸的人？”

从此，李敦白和中国共产党人交上了朋友。年底美军撤回印度，他改变了急于回国的想法，要求留在中国。他来到上海，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联系，并认识了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、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人。李敦白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。他接到复员的命令后，廖梦醒鼓励他留下来：“你可以帮助我们的党，留在中国，到延安去！”宋庆龄则写了一张条子，李敦白拿着条子，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，担任观察员。

视察救济情况时的所见所闻，使李敦白进一步坚定了留在中国、到延安去的决心。1946年，南方发生大饥荒，他奉命去旱灾最严重的湖南视察灾情。途中列车上的救济面粉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让李敦白十分不解。列车长说：“别担心，面粉在另一列火车上。”事后李敦白才知道，面粉在岳阳被卸车，运到国民党后勤署仓库，接着被运往香港和东南亚，在那里天价卖出，甚至又被捐出这些粮食的救济机构高价买回，再次进入救济渠道。

腐败让李敦白出离愤怒，眼前的惨景更让他触目惊心。到达衡阳以南，一路上，数以万计的饥民在逃难，“男人们佝偻着身体挑着扁担，女人们驼着背负着小孩……缠着小脚的老妪痛苦地拖着脚步。”“不知他们往何处去，也不知他们期盼找到什么。”“放眼望去，饿殍遍野，终日里眼前都是死尸。”见此惨状，同行的美国海军军官崩溃了，他在吉普车上放声大哭：“我要回上海！让我走！”

他们到达零陵，住进一座修道院，晚餐享用着红酒鸡肉牛奶，还有涂满果酱、又厚又香的面包。当修道院院长得意地带着李敦白参观谷仓时，他惊异地看到，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，两个十一、二岁的小姑娘，正用脚踏石磨碾磨面粉，以供传教士烘焙面包；墙角还蹲着两个小姑娘，等着换班接替。院长解释道：她们的父母是耕种教堂土地的佃户，欠了教堂的钱，把女儿押在这儿做工抵债。

她们，不就是另一些李木仙吗？

三、从厕所里获得重要情报

完成对湖南的视察后，李敦白又被派往大别山区视察。在这里，他与李先念、王震相识，成了好朋友。这时，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6万多官兵，处境十分危急。他们被围困在宣化店附近狭窄的地域，随时面临被国民党攻击的危险。作为局外人的李敦白，跟许多人一样，相信美国的“调处”能够平息国共战争，给中国带来和平。

1946年5月8日，周恩来和“停战协议小组”的国民党方代表王天鸣、美方代表白瑞德来到宣化店，举行调处会议。李敦白本来要出门迎接的，但突然内急，进了厕所。当他从厕所出来，正好遇到身着准将军服的白瑞德来上厕所。李敦白向白瑞德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联合国救济署观察员，是这里唯一的美国人。”白瑞德同情地点点头。李敦白接着说：“我很想知道这里将会发生什么，我是应该尽快离开，还是运进更多救济物资？”白瑞德愣了一下，忍不住向他的同胞吐露实情：“这里的人将会被消灭掉。……国民党军在这里占上风，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。”

一席话让李敦白惊呆在当场。他这才明白，所谓和谈，只不过是向共产党军队进攻的掩护和烟幕。他的朋友——李先念、王震，面临着巨大的危险。美国和国民党，不但在欺骗中国人民，而且也是在欺骗美国人民！

当晚，调处小组在宣化店一所大房子举行会议，李敦白应邀参加，远远地坐在后面。会上，他不禁为李先念和周恩来的精彩发言鼓掌。会议结束后，他在路上遇到周恩来和李先念。李先念向周恩来介绍：“这是我们的美国朋友，李敦白。”周恩来同李敦白握手，说：“我在会场上看到你。你给我的掌声很热烈，但这样做不够明智，你应该更加谨慎。”在昏暗的会场，周恩来不但注意到了他，并且设身处地关怀素未谋面的他，让李敦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“我想做更多的贡献。”李敦白向周恩来和李先念报告了白瑞德的每一句话，并加上自己的理解。李先念默默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“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”李敦白心想。

其实，对于国民党将要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，共产党心知肚明。形势危急，党中央和中原局电文往来十分频繁。据《李先念年谱》记载，仅5月1日一天，毛主席就三次致电中原局：“国民党有五月五日至九日围歼你们的计划，你们应在五月五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。”“你们应立即准备突围，以最大决心，坚决奋斗，团结一致，才能克服困难，战胜危险。”

李先念当然不可能向李敦白吐露这些，所以对李敦白的重要“情报”回以沉默。但对李敦白的好意，他无疑是心领了。后来在延安，李先念和王震，成为李敦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。

四、延安的舞会

联合国救济署的领导要求李敦白修改他的观察报告，让内容更“技巧”一些。李敦白愤怒地拒绝了。他即将回美国，廖梦醒和宋庆龄劝他：你即使要离开中国，走之前不妨去向周恩来告别。李敦白来到南京梅园，见到周恩来。周恩来对他说：“回国前你应该到延安去一趟，你应该拜会毛主席，和他谈一谈。这样你回到美国后便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，更多的内容可以写。”

李敦白听从了周恩来的奉劝，辗转张家口，于1946年10月19日到达延安。这是一个周末，他在当天晚上的舞会上见到了毛主席。李敦白来到舞池中央，毛主席与他握手：“我们很高兴地欢迎美国同志来这里加入我们的工作。你会发现延安的生活非常简朴。”李敦白回答：“我无所谓。”毛主席赞扬道：“你的中文说得真好。我也一直想学英文，但对我来说太难了。”

他们正聊着，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走进舞厅，站在门口脱军大衣。毛主席站起身来迎接，口中说道：“哈，朱老总来了。”朱德走过来，坐在李敦白身边，开玩笑说：“你身上有虱子没有？要是没长虱子，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。”

第二天，毛主席和他的老师徐特立来接李敦白，送他去他的窑洞。他们坐上延安仅有的两辆吉普车之一，徐老坐前座，毛主席和李敦白坐在后座。车很小，后座狭窄，毛主席必须屈着膝盖，顶着肚子。李敦白写道：“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不失威仪。”“毛主席转过身子对着我，仿佛面对一屋子听众。他说：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只有在你怕他们时才可怕。’”

李敦白开始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工作。他的任务是对英语广播稿作文字修改和润饰。这是他梦想的工作，他如鱼得水，生活中充满了友情和欢乐。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对于外国人入党，有一个特殊要求，就是必须得到中央五大书记的一致批准。在他之前，只有一个美国人入党，那就是马海德。

五、扑克游戏

百年之前，流行一种扑克牌玩法——“五百分”。这个游戏适合2—6个人玩，跟桥牌类似。1947年元旦晚会上，李敦白有幸同几位如雷贯耳的人“同场竞技”，他们是：毛主席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、斯特朗。

朱德打牌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。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当桌上出现一张不利的牌时，他就大呼：“哈，我就知道它要来！”当他赢下一局，总是把牌高高举起，往桌上一甩，高兴地喊：“哈，我赢了！”

毛主席与朱德相反，面无表情，一言不发。他仔细观察自己的牌，不断地盘算牌型的分布和几率，神情关注，动作优雅。斯特朗说：“毛主席玩起牌来就像是一个哲学家。”赢了之后，他总是不动声色地将牌理成弧形，静静地摆在桌面上。

刘少奇玩牌跟平时一样严肃、认真，紧绷着脸，不时紧张地清一清喉咙。周恩来在桌边保持着翩翩风度，看看这个人的脸，又看看那个人的脸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赢了时，他就叹口气，说：“唉，我只能这样了。”然后把牌整齐地放倒在桌上。

六、洋人娶亲

胡宗南进攻延安，中央机关有序撤离。李敦白也跟随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转战陕北。

这个过程中，李敦白丢脸极了。他一听到飞机来扔炸弹，就吓得浑身颤抖，然后丢下队伍，撒腿就跑。连一向脾气很好的廖承志也为他头疼不已。同志们奉劝李敦白：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，要视死如归，你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你要控制自己。

李敦白在轰炸面前恰恰不能控制自己，他的恐惧、张皇，不由自主。后来连老乡都知道他这德行，只要听到飞机引擎声，总能看见李敦白奔向山坡躲避。他们见怪不怪地说：“老李又跑了。”

广播电台转移到了太行山区。在这里，李敦白收获了爱情。女方名叫魏琳，他们在张家口工作时有过工作交集，互生好感。现在魏琳调来电台当播音员，二人又成了同事。在李敦白的追求下，1947年10月，两人成婚。廖承志送来一幅漫画，画着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对魏琳垂涎欲滴的样子。画上还有两行题字：“洋人何必忧天，有情必成眷属。”

正当一切似乎都那么幸福美满时，一张无情之网，正向李敦白撒来。他将要面临一场严峻的人性、党性考验！

七、突然被捕

1949年2月的一天，李敦白接到通知，叫他马上到廖承志那里去。李敦白来到廖承志的宿舍，廖承志拿着一纸手令，对李敦白说：“你被派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，半小时内有人会来接你，快去把你的行李收拾好。”说着把手里的文件递给李敦白看，上面是组织部的调令。任务紧急，李敦白没有时间跟妻子魏琳道别，他简单收拾起行李，匆匆留下一张纸条：“我们很快会在北平重逢。”

李敦白回到廖承志的办公室，等着人来接他。这时廖承志的秘书进来，拿着一份苏联塔斯社的通讯电报。秘书用颤抖的声音念出电文：“恶名彰昭的美国间谍，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。”廖承志失声惊呼：“真的吗？这有可能吗？”

斯特朗因采访毛主席而声名远扬。1946年8月下旬，毛主席在斯特朗采访中发出那个著名论断：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！”这样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，怎么会是间谍？李敦白惊呆了。李敦白与斯特朗有着较深的关系。早在美国斯坦福学习中文时，李敦白就听过斯特朗的讲课；在张家口时，他和她关系融洽。斯特朗打算写毛主席的传记，她还打算写一本权威的中国革命史。斯特朗邀请李敦白一起写作这两本书，李敦白答应了。斯特朗来到延安后，廖承志特别派李敦白去帮助和照顾她，因为斯特朗脾气火爆，嘴巴刻薄，只有李敦白才能让她安静下来。他们的友谊如此深厚，人尽皆知。如今斯特朗被捕，对于李敦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……

来不及多想，一个士兵进入廖承志的房间，报告来接李敦白的吉普车已经等在外面。廖承志把手搭在李敦白肩上，一起走出来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不要担心，小洋鬼子（廖承志对李敦白的昵称），每件事到最后都会水落石出的……”李敦白还没有时间去担心。他看到车上坐着自己熟悉的著名的领袖翻译，心里高兴地想：这一路不会寂寞。

车上还有一个军人，大概是中尉级别。车开出没多远，“中尉”说自己忘带热水瓶了，必须开回去取。车子回到一座屋子前，“翻译”和“中尉”进了屋，招呼李敦白进去休息。李敦白进去不过两分钟，一位拄着拐杖、看上去饱经沧桑的保卫干部走了进来。他目光如炬，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对李敦白说：“我奉命逮捕你，你接受美帝指示前来破坏中国革命！”

李敦白和斯特朗几乎同时被捕。无疑，李敦白的被捕是受斯特朗牵连，但斯特朗为何被捕呢？从历史档案中可以找到文字上的现成答案，但我们不妨细察历史的蛛丝马迹，去探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。

八、不明原因的被捕和平反

李敦白陷入了无尽黑暗之中。他检讨自己在延安时的风流韵事，检讨自己敌机飞来时丢脸的逃跑行为。但这不是重点，审讯员要他承认是间谍，是特务。李敦白没法说出任何事实。他坦白与斯特朗的交往历史，却被认为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他甚至索性承认自己就是间谍，但他无法编造出哪怕一个联络人和一条情报传递渠道。这是一个无解的结，他只能接受一轮又一轮的严厉审问，一年又一年的长久关押。他多次处于崩溃的边缘，但他撑了下来。他把坐牢当作党对自己的考验，相信组织会还他清白。有一次他坚定地对审讯员说：“不论我会关多久，如果我死在这里，你们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看，丝丝毫毫都是红色的！”

1953年初，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，斯大林去世，赫鲁晓夫上台。他丝毫没有把这些讯息与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。又过了一年多，他终于走出监狱大门。多年以后，中国同志告诉他：你的被捕是来自苏联的命令，与同一时间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有关。

斯特朗被当成间谍被捕，关押5天后被驱逐出苏联。她自始至终不明白原因。6年后苏联撤销对她的指控，为什么平反？苏联人同样讳莫如深。据她《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回忆录：俄国人1949年为什么逮捕我？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》一书中自己推测，可能跟她写作出版《毛泽东的思想》等一系列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有关。她在这些著作中强调：“中国革命照抄外国想法和外国模式时，总是不断失败，而只当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领导，革命才得以开始成功。”这无疑是真理，但在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，“的确，这么说在东欧可能已经使人感到像是在宣扬一种独立性了，而这看起来可能同他们所谓的铁托主义同样危险。”她的这些书准备在东欧各国出版，爆出间谍案后，出版合同纷纷撤销。

有历史学者根据公布的档案判定，1949年初，苏联高层说，有人泄露了国共和谈的秘密，必然是美国间谍所为。矛头指向两个能接触核心机密的美国人：马海德和李敦白。这导致了李敦白被捕。这一说法看似有理有据，但给人的感觉流于表面。我们不妨看看李敦白回忆录中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情节——虽然李敦白自己从未将这件事跟自己的牢狱之灾联系在一起！

九、值得玩味的事件

那是1946年8月，斯特朗来到延安后的一天傍晚，廖承志的勤务兵跑来对李敦白说：“老胖子要马上见你。”“老胖子”是廖承志的外号。其实，这时廖承志既不老（不到40岁）、也不胖。他小时候被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叫作“肥仔”，后来大家也亲密地用这个昵称称呼他。连勤务员都叫他外号，可见廖承志为人亲切随和，毫无架子，也可看出延安的风气多么轻松和谐。

李敦白来到廖承志的窑洞，廖承志急切地对他说：赶快去周副主席的那里，有要事找你！李敦白赶到周恩来住处，周恩来起身与他握手，说：你来迟了点，我们已经开始了，斯特朗要我回答有关中国和世界局势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你来当活字典，我想不起单词的时候你提醒我一下。

周恩来的英语水平相当高，虽然说得不是很流利，但十分具有逻辑性。他总是选择简单、合适的词语表达思想，简洁有力。当有拿不准的单词时，周恩来就向李敦白咨询。就这样，三个人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访谈。

“然而访谈的高潮还在后头。”李敦白回忆。当访谈结束时，周恩来拿出一本小册子，要李敦白把题目翻译一下。李敦白向斯特朗介绍：这是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周恩来点点头，十分慎重地对李敦白和斯特朗说：这是今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决议案，党内还未传达，李敦白你把它翻译成英语，斯特朗去欧洲时，可以亲自交给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，建议他们汲取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和执行政策，不能接受别人不顾国情的命令。

十、重新开始

一天上午，看守打开牢门对李敦白说：“有人要跟你谈谈，跟我来。”跟李敦白谈话的是公安部一局局长凌云。凌云字斟句酌地宣布：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调查你的案子，我们发现你是一个……”他迟疑了一下，似乎不知道该不该叫李敦白同志。“一个好人。你一直被冤枉坐牢，受了很多苦，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公安部，为这项错误向你道歉。”

李敦白顿时痛哭流涕。这一天，是1955年4月4日，他被捕6年之后。

李敦白急于想知道的第一件事，是妻子魏琳怎么样？之前他问过审讯员，审讯员告诉他，妻子在等着他出来。现在凌局长的回答破灭了他的幻想。凌云告诉他：魏琳等了你三年，后来再婚了。

生活重新开始。中央广播事业局和新华社争着李敦白去参加他们的工作，李敦白选择了前者。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同志对他说：“我们非常需要你来润饰英文稿，训练我们的播音员和编辑。”

李敦白再次收获了爱情和家庭。他的妻子是广播局秘书，叫王玉琳，比他小12岁。工作中的接触使他俩渐生情愫。1956年春节，两人组成家庭。对于这个选择，李敦白坦率承认：我“除了喜欢她爽利直率带点泼辣的性格，她的正直无疑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，我也喜欢她质朴清新的外表，我觉得她虽然不是特别漂亮，但很耐看，我以前只顾漂亮，吃了大亏，这次得改正这个毛病。”

王玉琳是个苦命的孩子。她本来不叫王玉琳，王玉琳是她姐姐的名字。抗战期间，日本鬼子占领了玉琳家的村子，玉琳母亲赶紧将孩子们藏了起来。日本兵冲进王家，高声嚷着：“姑娘！姑娘！”玉琳母亲说这里没有姑娘。不幸的是，日本军官发现了墙上姐姐的照片，然后残酷殴打母亲。姐姐听见母亲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冲了出去。日本官兵排着队侮辱了姐姐。不久后，姐姐死去。母亲为了纪念女儿的惨死，把“王玉琳”这个名字留给妹妹“继承”。

李敦白需要家庭温暖，也需要组织信任。王玉琳无疑使他很安心：“她是工人阶级出身，十几岁就入了党，根红苗正，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，有助于我政治上的正确。”两人生儿育女，相濡以沫。李敦白没有看错人。在后来十年动乱中，李敦白再次被诬为特务，入狱十年之久。王玉琳克服一切艰难困苦，将4个孩子抚养成人。她坚定地对儿女们说：“你们的父亲是个好人。”当1977年李敦白终于回到家，王玉琳的母亲、李敦白的岳母，这位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老太太，已经偏瘫在床，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：“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，我知道。那些龟儿子们不会永远得逞，不可能！”

李敦白夫妇的子女都是出生、长大在中国的。后来儿子回到美国时15岁，曾在中国学了过武术，到美国之后，暑假还去少林寺学武术。当美国同学问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时，他说：平时是美国人，打仗时就是中国人。

十一、周总理的风度

1958年9月，李敦白得到消息，斯特朗将到中国定居。他的第一反应是：不能让她知道自己受牵连入狱的事！他给周总理写信，建议大家都不要提，“我认为在她这个年纪，不应再受这样的惊吓。”这个借口并不高明。其实，在李敦白的内心里，他入狱是被冤枉，而冤枉他的，恰恰是自己热爱的中国共产党。自己遭受的所有磨难，不过是“娘打孩子”。“党审查我是正确的……我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因为我而蒙受一丝一毫的损失。”“我必须比他们更像个共产党员。”

斯特朗来到北京，李敦白夫妇接到周总理邀请，出席欢迎斯特朗的晚宴。他刚进入房间，斯特朗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，拉起他的手大声说：“周恩来同志告诉我，你为我受了苦，他们对你在牢里的表现非常骄傲。”

李敦白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周恩来，对周恩来没有遵守自己信中的约定，心底涌起一丝责难。周恩来对李敦白的心理洞若观火，他缓慢而坚定地说：“我们中国共产党，”他特别在“中国”二字上加重语气，“不能在犯下了伤害朋友的错误后，就把它当作秘密藏起来。我已经告诉斯特朗同志你的事，那是我们的错，而你的表现很好。”

李敦白眼眶湿润了，“对这个不怕为党承认错误的正直男人感到骄傲。”

周恩来有侠骨，也有柔情。有一年“5·1”，李敦白、王玉琳带着两个女儿去空军司令部礼堂看戏。开演没多久，周总理走进来，坐在预留的前排座位上。刚坐下，李敦白的女儿燕妮就开始抱怨：“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总理伯伯把舞台都挡住了。”李敦白夫妇赶紧制止女儿，叫她不要讲话。周恩来却已听到，他转过身，把燕妮从后排抱过去，放在自己膝盖上。燕妮很得意地看戏，妹妹东妮不干了，喃喃念叨：“我也要坐在总理伯伯的膝盖上。”李敦白夫妇还没来得及叫小女儿噤声，周恩来又一次转过身来，将东妮也抱过去，放在另一只膝盖上。玉琳想把女儿叫回来，周恩来摆摆手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让她们坐在这里看吧。”

十二、《毛选》翻译小组

李敦白被临时从中央广播局抽调出来，担负一个重要任务：翻译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准确地说，是润饰、把关。另外有一个翻译小组，负责将《毛选》译为英文，然后送到李敦白所在的“定稿小组”审定。这个小组有9个中国人、5个外国人，包括钱钟书等，无不是一流的学者大家。

做好翻译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十几个“高手”首先为英美两个流派产生分歧。牛津大学出身的，偏向英式翻译，他们在虚拟语气上把握比较准确；而美式英语则对间接引用句挥洒自如。在直译与意译上，争论很大。政策水平较高的收藏家、书法家冀朝鼎是意译派的代表，他强调应该让外国人读《毛选》流畅通顺，朗朗上口。李敦白是“直译派”，认为应该绝对准确地表达毛主席的本意和风格，哪怕别人的翻译文体甚佳，但只要在精确度上稍有瑕疵，他就会跳出来发表一通长篇大论进行争辩。

比如毛主席文章中引用俚语：“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，又臭又长。”大多数组员建议用“slut”来表示懒女人，李敦白认为这个单词在美国有“荡妇”的意思，不符合原意，坚持用“slattern”（邋遢女人）。大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。牛津词典的释义支持用“slut”，为了赢得争论，李敦白甚至取得在北京的美国女性的证词，以说明他的翻译更为准确。在重译《矛盾论》时，因为中文没有复数形式，到底是用单个的矛盾（contradiction），还是多个的矛盾（contradictions）？小组成员为此争论不休，最后决定根据文章这个词的具体用法，来相应地用单数或复数表示。

翻译工作认真而缓慢。如果一天能完成半页讨论，进度就不错了，要碰上争论之处，一天下来只能完成两三行。在两年精益求精的翻译过程中，李敦白最大的收获是认真、系统地学习领会了毛泽东思想，更加明白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“实事求是”，“要自己去检测和判断每件事，不要盲从。”

他还有个意外收获，就是跟着冀朝鼎学会了收藏中国古董家具。李敦白享受“外国专家”待遇，每月工资600元人民币，比毛主席、周总理还要高。而他的同事们普遍只有80元左右。李敦白保持着延安作风，生活简朴，这样他可以花几千元，收藏了满满一屋子的精美古董。后来他全部捐给了故宫博物院。

十三、焦裕禄引起的心灵震撼

一天，李敦白在办公室看《人民日报》，上面大篇幅登载着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。李敦白说：“我手捧茶杯坐下阅读。越读下去，我就越觉得遗憾和羞愧。”在为焦裕禄同志感动的同时，李敦白对照反思自己。这几年，自己养尊处优，大腹便便，日益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，有特别的住房，特供的伙食，出入有专车，与群众距离越来越远。自己从大学时代开始，参加美国共产党，到延安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不是立志要为劳苦大众而奋斗吗？“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不禁羞愧相当。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，但是自己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，我感觉深深的后悔和自责。”

李敦白行动起来。他搬出独立办公室，在新闻室找了一张空桌子，在那里安顿下来。新闻室的同事们齐声欢呼：“老李，这下我们可以随时请教你了。”当李敦白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的工资降一半时，遭到一些人反对。李敦白执意在银行另立一个账户，将一半的工资存在这个账户里。李敦白不再坐专车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。

广播局对面正在修建地铁，李敦白要去参加义务劳动。安全部门的同志劝告他：你去参加劳动，我们还得派人保护你。李敦白根本听不进去。他想：“我想去工地劳动，那是我的事，如果他们要跟来，那更好，干些体力劳动对他们有好处。”从此以后，地铁工地上经常看到两个身影：挥汗如雨的李敦白，和一边挖土、一边抱怨的保卫干事。

十四、毛主席说：这是我们的错

组织上给了李敦白较高的生活待遇，还给了他极大的信任和荣誉。他是广播局里极少几个能够查阅文件室机密资料的人员之一，他是每个节日都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要员之一。

有一回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型会议，李敦白本来是安排坐在主席台的，但他迟到了一会，当他进入会议大厅时，周总理已经在上面讲话了。李敦白于是悄悄找了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来。会议工作人员见他到来，便走上台去，凑近正在讲话的周总理耳边，报告李敦白到会。周总理于是暂停讲话，走下台来，拉着李敦白走上主席台，向全场介绍：“这位就是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李敦白！”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1965年11月，李敦白夫妇接到通知，要他们去上海，毛主席将在那里为斯特朗庆祝八十岁生日。这天上午，毛主席站在锦江俱乐部门口迎接大家，与到来的国际友人一一握手。王玉琳第一次见毛主席，心情激动而紧张。毛主席看出来了，亲切地与玉琳拉家常，问她是哪里人？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？李敦白欣喜地看到，“她完全放松下来，毫无保留地开始与他（毛主席）聊天。”

午饭前，毛主席发挥他一贯海阔天空的谈话风格，纵论世界形势。他说，人民只要团结奋斗，就能取得胜利；世界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一潭死水，那样不会有进步。“不要害怕失败，不要认为你永远不会犯错误，”说到这里，毛主席用手指着李敦白，对身旁的斯特朗说：“他原来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但是受你案子牵连，被我们关进监狱，而且关了很久，这是我们的错。”

1980年，李敦白离开中国，回美国定居，直到2019年去世，享年98岁。李敦白晚年满怀感情地说：“选择中国，选择中国革命，选择中国共产党，是我一生的幸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