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从文与丁玲的友谊，曾一度在中国文坛被传为佳话，丁玲第一任丈夫胡也频与沈从文是挚友，三个人的友情自然不必多说。

然而，晚年时的丁玲与沈从文关系却恶劣到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，丁玲甚至一度痛批沈从文是“伪君子”、“胆小鬼”。两人的关系，至死都不曾有所缓和。是什么让两位文学巨匠在晚年，本该从容宽和的年岁里反目相向，至死互不原谅呢？

或许，我们可以从早年丁玲丈夫胡也频尚在世的时候找到一丝苗头。胡也频、沈从文和丁玲三人曾合作创立了红黑出版社，因经营不善停刊欠债，胡也频去了山东济南教书，不久丁玲也随之而去，而沈从文则成为了一名教师，三个人为了生活，分道扬镳。

再次重聚，已经是1931年的冬天了。彼时，文坛出现了左翼作家联盟组织，丁玲和胡也频跟着加入了“左联”，沈从文对“左联”心有芥蒂，并未加入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之间的信仰和政治观点开始发生了改变，也为沈从文与丁玲日后的决裂，埋下伏笔。

事情的发酵，或许是一个叫冯达的人的出现。丁玲和胡也频加入“左联”不久，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，沈从文陪伴在丁玲身边，甚至为了帮助丁玲母子躲避国民党追杀，弄丢了工作，这份情谊还一度被文坛传为佳话。

沈从文见到冯达的时候，丁玲已经与冯达同居半年了。然而沈从文对冯达这个人是不太“满意”的，还曾给丁玲写过信劝诫他。当然，如果沈从文的劝诫起到了作用，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事情了。

1933年，在冯达的举报之下，丁玲被国民党抓捕。这是沈从文没有料想到的。眼看着故去好友胡也频的悲剧即将在丁玲身上重演，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《丁玲女士被捕》。

与此同时，与蔡元培、杨杏佛、胡愈之等38位文化名人，联名向南京政府致电，要求释放丁、潘二人。然而不久后，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一则消息，称丁玲已于6月15日被枪杀。

促使沈从文与丁玲决裂的，就是这篇在沈从文以为丁玲被枪杀后创作的《记丁玲》。沈从文在以为丁玲被枪杀后，悲痛难忍，将对痛失挚友的心情倾注于笔下，开始写记述丁玲生活的长篇传记。也正是这篇传记，惹怒了丁玲。

其实在《记丁玲》之前，还有两件事。丁玲被捕后，沈从文又去了常德，有青年告诉沈从文，丁玲的母亲在常德，但是沈从文没去看望。青年很气愤的把事告诉了丁玲的母亲，丁玲的母亲无意间对丁玲提起。

还有一件事是丁玲被捕后，冯雪峰想保释她，恳求过沈从文出面，但却被拒绝了。丁玲知道这两件事后，认为沈从文是个怕惹祸上身，受到牵连的伪君子。这当然不足以摧毁两人的友谊，事实上，丁玲还曾两度探望过沈从文。

真正决裂是在二十年后，丁玲接触到《记丁玲》这部作品之后。起初丁玲只是随便翻翻这本关于她的传记，没想到看到后面越来越愤怒，甚至当众痛批这部作品是“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”、“胡言乱语”、“连篇累牍”。

这部作品详细描述了丁玲的生平，她与冯达的相处，也有很多细节被公之于众。冯达对于丁玲而言，是一个敏感的人物，在很多当时的报道里，冯达充当了一个背叛丁玲，投靠国民党，致使丁玲被捕的角色。

这样一个角色对于丁玲而言，本身就是敏感，不喜欢被旁人提起的。而沈从文不仅提了，还将两人的相处细节大写特写，公诸于世。在书中，有少数几句三言两语带过，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“粉红颜色”，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丁玲来说，无疑是一种侮辱了。

在她受罪的时候，她的朋友却将她的生活写成一部“迎合小市民的故事小说”，站在丁玲的角度，确实很难不生气吧。